追寻中国科学家的足迹

一位从中国名牌大学副校长职位退下来的老教授依然在拼搏，他的目标是“中国院士”，一位年轻有为挥斥方遒的学者在不懈追求，他说“不能辜负博士头衔”。院士，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权威，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激情和智慧，谱写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的璀璨华章。院士的风采，令人景仰，院士的风采，激励着后人。当我偶遇一位业余摄影家耗十数年时间的个人资财，一个接着一个登门叩问，一个一个省市辗转奔波，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600多名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珍贵镜头，结集出版成《院士风采》、《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我为他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折服，为院士们的翩翩风采所倾倒。当我一页页翻看《院士风采》瞻仰这些弥足珍贵的史诗般的图片，拜读这中国科学家的金玉良言，我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震撼。在记者的一再恳求下，这位为传播中国科学家足迹不辞辛劳不图名利的摄影家，终于铺展开记忆的长卷，首次全面向新闻界讲述他完整记载中国科学家的风雨历程。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院士风采》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策划摄影侯艺兵。

侯艺兵的名片很有个性，斜写的人名，斜写的家庭住宅电话，中间一个带着呢帽，端着老式相机的半身像，地址只有信箱号码，似是自由职业或无业游民。

其实，侯艺兵有正式的工作单位，45岁的他是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美术编辑，从事摄影工作已有20多个年头。1988年，侯艺兵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1990年加入中国新闻摄影协会，在中国许多知名期刊上发表过摄影作品，曾获第14届国际新闻摄影展铜奖，1995年获中国图书奖，策划、摄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型画册即将出版发行。

侯艺兵与中国科学家结缘，记录下中国众多院士的精彩瞬间，既有工作关系的近水楼台，也有个人职业的使命和追求，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的谆谆教诲更是改变了侯艺兵的人生轨迹，修订了他的摄影计划，成为侯艺兵毕生进取的原动力。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侯艺兵因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近到朱光亚、周光召等中国著名科学家，拍摄他们一些生活和工作中的照片，这大概是侯艺兵最近距离触摸中国科学家，感悟这些名人大师真实感的最原始阶段。

90年前后，侯艺兵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作品展览就是10个科学家肖像，技术渐精的侯艺兵此时萌生出一个念头：拍摄100个中国院士（当时称科学部委员），用自己的镜头写实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

按照计划，侯艺兵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希望用两年时间完成自己的规划。1991年4月，侯艺兵探访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二弹一星”元勋钱三强，这是侯拍摄到的第42位院士。钱老对侯艺兵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同时非常严肃地告诉侯：“你没有资格选择！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有300多个学部委员，你应该一个不落完整地拍摄下来。出版有困难，我支持你。”钱老的一席肺腑之言，不仅改变了侯艺兵的初衷，也成为他以后工作中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侯艺兵说：“我突然醒悟了！我不仅仅是在搞创作，而是在记录历史，写真中国科技界最伟大的人。我的创作对象令人肃然起敬，我的创作群体特殊而又平凡，我必须按照钱老的指示和教诲，义无反顾地一个不落地拍完中国所有的杰出科学家。”

自此，侯艺兵的全盘计划改变了：拍摄对象增多，时间拉长了，拍摄费用也骤然增加。由于一些院士身处外地，陡增了一笔庞大的旅差费用。

“在拍摄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我从没坐过卧铺”，侯艺兵在谈到当时拍摄的寒酸和窘境时，没有一丝的难为情，反倒是颇有几分能如此开源节流的得意。

侯艺兵最初使用的相机是50年代旧的德国造禄莱福莱，用如此简陋的设备拍摄出如此精美的画卷，不能不令人佩服。况且，他不是新闻记者，他没有记者证，甚至连介绍信都没有，拍摄记录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请他们笔录下人生警世名言，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是怎样走进科学家的世界，赢得这些中国学界泰斗们的信任的呢？

侯艺兵说，“我的人生信条就是笃诚笃忠，凭着这点和我不屈不挠的毅力，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认可。他们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仅接受了我这无名小辈的造访，而且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鞭策。同时，也正是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质朴高尚的人格魅力，给了我精神上最宝贵的营养和永不言过的信心和决心。”

长途颠簸是辛苦的，经费的拮据又使侯艺兵不管多远路程都只能选择火车硬座，只能选择最廉价的小旅馆或找熟人寻求落脚之地。要知道，为了拍摄中科院院士，他奔波了全国18个省市，站着前往目的地有多少次最长站过多长时间已经完全模糊。

惟有一次旅程历险记忆犹新，至今让他有些后怕。据侯艺兵回忆，“那是1994年春节，我从重庆前往贵阳采访当地的惟一一名院士——地质专家郭承基。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站了很长时间后，我被挤压到盥洗室迷迷糊糊站着打盹。突然，头上重重地挨了一下，列车上的消防筒因螺丝脱裂从天而降，顿时鲜血直流。裹着重重纱布，我如战后伤兵深夜抵达贵阳。考虑到对院士的尊重，第二天一早，我咬牙撕掉了纱布，以比较好的形象完成了预期计划。”他说，“要是当时坐在地上，消防筒砸下来距离更高，可能就更惨了！我的计划肯定要受挫了。”

另外，没有记者证，没有介绍信也让侯艺兵吃过不少苦头，吃了不少闭门羹。1993年6月，第一次去上海采访，因为没有相关证明，被中科院上海分院拒之门外。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为不枉此行，侯艺兵另辟蹊径，按图索骥叩开了散落在上海市高等院校中的学部委员。尽管离原计划相去甚远，也总算有了一些收获。

后来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侯艺兵有了名正言顺的红头本本，拍摄器材也鸟枪换炮，采访拍摄顺利多了。但是，侯艺兵更高的主意，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以及工程院院士们独特的工作环境，也给他拍摄增大了难度。抓拍到这些人们敬仰的科学家们的科研瞬间、经风沐雨，顶霜沥雪是常有的事。地铁、隧道、三峡工地、黄河小浪底，到处都有中国科学家忙碌的身影。为了捕捉他们的最佳镜头，侯艺兵也经常出没于工地之中。1998年元旦，侯艺兵去江阴长江大桥采访交通部的刘济舟院士。当70多年高龄的刘济舟院士高高登上20多米的脚手架时，为了拍到最佳场镜，侯艺兵背负20多斤的辎重来回爬了三趟30多米高的地方取镜。拍摄完毕，浑身全被汗水浸透了。

“在很多人心目中，大牌科学家们不食人间烟火，很难接近，其实，他们都平易近人，非常好打交道。”这是侯艺兵在与这600多名中国科学家交往的切身体验。

著名数学家杨乐是侯艺兵最早接触的院士之一，为了协助侯的顺利工作，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通讯录”复印件提供给侯，并一直从各方面提供支持与帮助。到后来从《院士风采》排版付梓时，这些学贯中西的科学家的排序让各方为难。为稳妥，初拟按年龄排列。这样，当时年龄最小的杨乐排到了最后一个。当侯艺兵征询杨乐意见时，杨乐非常爽快，他说，“我是最后一个，我举双手赞成。前面都是我的老师，有些是我老师的老师。”科学家的坦荡心怀和尊师敬长的良好风尚由此可见一斑。

中科院力学家郑哲敏先生也用自己的言行表达出对普通劳动者的爱护。1992年，他刚从美国回来，听说侯艺兵是个人自费采拍，从冰箱里拿出仅存的两个彩色胶卷相送。他说，“给你比放在我这作用大得多。”融融关切之情至今令侯艺兵回忆无穷。

中国科学家不仅专业水平高超，同样也深含人间挚爱，业余爱好也非常之泛，富于闲情逸趣。题图中的三兄弟院士黎介寿、黎鳌、黎磊石均为医学专家，兄弟郊外闲聚，其乐融融；夫妇院士邹承鲁（生化专家）李林（李四光独女，物理学家）伉俪情深比翼双飞；熟为人知的钱伟长院士业余喜欢下围棋，他既不赢别人，也不让别人赢他，从来只是自己对弈，别有情趣；建筑界泰斗吴良镛院士则对水彩水粉画情有独钟，举办过两次个人画展。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另一对夫妇院士则呈现另外一种感人情景：生物学家曹天钦院士成“植物人”六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老伴谢希德院士不论工作多忙，每天都前往华东医院病房探视，从不间断。侯艺兵历尽波折，拍下曹天钦四年植物人后的极短瞬间，谢希德院士则代笔写下了曹老生前最喜欢的格言。

中国科学家的警言妙谕字字辎珠。中国科学院院长说“就我自身治学和做人的体会，要成就学问和事业，最重要的莫是理想、勤奋与持之以恒。”化学家高汪猷院士体会到“一旦功成千锤炼，不经意处万年愁。”

采访侯艺兵时，记者一针见血问到他出版《院士风采》的个人收益，侯说：“绝对倒贴。我拿了实实在在的6700元人民币的稿费，而拍摄的旅差费器材费达数万元。”谈到即将出版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二册），侯称“目前还不清楚。有领导说将稿费折成书给我。”

侯艺兵积十余年辛苦，苦心苦诣成三大本中国科学家风采的历史长卷，对个人得失早已置之度外，他得到的是事业的积淀与发展，灵魂的净化与升华。他为圆满拍摄完成中国首批工程院院士332人而高兴，也为未能全部拍到《院士风采》中本应出现的科学家而遗憾。

看着一个个令人尊敬的长者，细细品味一句句他们的警世格言，记者尤感肩上的重任。当得知这些驰名中外的中国院士影集手迹仅各发行一千套时，心头格外沉重。出版社说，卖不出去。另说，为了收藏增值，二者都令人费解。据了解，《院士风采》出版一千册，送每个院士各一本加上95年首发式赠送出100本，一共就剩500多本，怎么可能在泱泱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没有销路呢？如按侯艺兵的说法“当时就卖得差不多了”，怎么可能直到发稿今日仍能以240元的原书价从侯艺兵的手中买到《院士风采》呢？如果发行小是为了增值，似乎更是离谱，一千与十亿的比值是多么渺小的一个比值呀！邮品发行10万套以下号称珍品，那区区千套发行量，当是“极品”至极了。联想到去年的大百科全书销不动，著作者四处呼吁经费，即将出版发行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型系列画册仅敢出版一千册，不能不说有出版商的难处。